我的阿勒泰第二辑 角落（2002-2006） 木耳

我妈在森林里采木耳，采着采着碰到一条蛇。她给吓了一大跳，蛇也被她吓了一大跳。她拔腿就跑，蛇扭头便溜。他们俩就这样迅速消失在茫茫森林里的两个不同方向。

那一次，便成了我妈那年夏天的最后一次采木耳之行。

在阿勒泰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在群山背阴面浩浩荡荡的森林里，深暗、阴潮、粘稠。森林深处，凡有生命的东西，都甘心遁身于阴影之中，安静、绝美、寂寞，携着秘密，屏着呼吸……使悬在野葡萄叶尖上的水珠能够静止几天不落，使几步之遥处传来的大棕熊奔跑的“踏踏”声一步步逼近时，会突然朝相反的方向一步步消失……

人走在这样的森林里也会渐渐地静默，迟疑——

停住脚步，倾耳聆听——

猛地一回头——

看到一条蛇……

……

还有木耳，木耳一排一排半透明地并立在倒落的朽木上。或单独一朵，微微侧向手指粗细的一束光线投过来的地方。它们是森林里最神秘最敏感的耳朵，它总是会比你先听到什么声音，它总是会比你更多地知道些什么。

它们是半透明的，而实际上这森林里幽暗浓密，北方天空极度明亮的光线照进树林后，犹如照进了迷宫，迅速碎裂、散失、千回百折，深水中的鱼一般闪闪烁烁。那么，到底是什么令人能看出这些木耳的“半透明”呢？于是你凑近一朵木耳，仔细看，再凑近点，再仔细看……直到看见木耳皮肤一般细腻的表层物质下晃动着的水一样的东西……你明白了，你从木耳那里感觉到的光，是它自身发出的光……

——于是在森林里猛地一回头，看到一丛木耳，那感觉差不多等于看到一条蛇。

这是在森林。

我们在深山里森林边上支起个帐篷开野店，不多不少也算是为这片草场方圆百里的牧人提供了方便。但自己过起日子来却死不方便。

在此之前，我们从来不曾如此这般完全袒露在自然的注视之中。在这里，无论做什么事情，做着做着，就会不知不觉陷入某种“不着边际”之中。还有很多时候，做着做着，就会发现自己正做着的事情实在毫无意义。比如扫地吧：扫着扫着……为什么要扫地呢？这荒山野岭浑然一块的，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被扫除被剔弃呢？更况且打扫的地方还长满了野草……

在这里，似乎已经不知该拿惯常所认为的生活怎么办才好了，似乎已经不指望能够有凭有据地去把握住些什么。

也许一旦真正投入到无限的自由之中时，得到的反而不会是什么“无限的自由”，而是缩手缩脚和无所适从了。

好在这是山野。在这里，“活着”是最最简单的一件事（最难的事情则是修理我们家的新砌的土灶。那个烟囱老是抽不出烟，做一顿饭能把人呛半死……）。而在活着之外，其他的事情大多都是可笑的。

我妈很有经验地告诉我：“要是我们出去找木耳，只能在那种刚倒下没两年、还没有腐朽、树皮还保存完好的倒木上找；而且必须是红松木，白松上是不会长木耳的。”

于是我立刻请教怎样分辨一棵树究竟是红松还是白松：“从表面上看好像都长得差不多嘛！”

她老人家想了半天，最后回答了一句废话：“长了有木耳的是红松，没长木耳的是白松……”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凭着这条可疑的经验进森林了。一路上我妈一个劲地发愁，后悔用来装木耳的袋子带得太少了：“才带了四个，要是拾得多了该往哪里放？”

——结果那一天，四个袋子一个也没派上用场。我们在阴暗潮湿的森林里转了半天，最后一人拖了几根柴禾回家，才不至于空手而归。

过了几天，同样进山拾木耳但却满载而归的一个汉族老头经过我们这条山谷，进我家帐篷里休息了一会儿，喝了几碗茶。

我妈就极殷勤地旁敲侧击木耳的事情：“啧啧！看这大朵大朵的，稀罕死人了……老哥啊，你太厉害啦！看我们笨得，咋找也找不到！——你是咋找到的啊？哪儿有啊？”

谁知这老头儿说话死气人：“哪儿都有。”

“哪儿？”

“那儿。”

“那是哪儿？”

“就是那儿。”

“到底哪个地方？！”我妈急了：“——唉呀老哥啊，就别和我小气了好不好？今天白给你烧茶了真是！”

这个死老头，不慌不忙地把东南西北统统指了一遍。

人走后，我妈死不服气地同我商量：“哼，下次他要是不从这边过路就罢了，要是再从这边过——哼，我们就远远在后面跟着……哼，我就不信……木耳又不是他家种的，哼！……”

当然，这只是气头上的话。运气不好就是不好，偷偷跟在十个老头后面也照样没用。况且，老跟在人家后面的话，只能走别人走过的地方，就算有木耳也不会有半朵给你留下。

于是我妈改为向来店里买东西的哈萨克牧人打问。他们整天放羊，这山里哪一个角落没去过呀，一定会知道的吧？

“摸？摸……啊？”

“不对，是木——耳。”

“马……耳？”

“对对对，就是这样：木——耳。”

他们念起“木耳”两个字时，总有半口气出不来似的，别扭的——“木，啊——耳……”

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说起来更利索一些，而我们则觉得汉话更加清晰。我们说哈语，说着说着，舌头就跟打了蝴蝶结一样，解也解不开。说到着急的地方，更是鼻音缠着卷舌音，畸扭拐弯。舌头使唤到最后，根本就找不着了，憋死也弄不出下一个音节来。

他们的语言中也许就根本没有“木耳”这样一个词，意识里也没有这样一个词所针对的概念。我妈懵了，一时不知该怎样表述自己的意思。她想了想——她太聪明了！立刻创造出了一个新词：“就是那个——‘喀拉蘑菇’嘛。”

——“喀拉”是黑色的意思，“蘑菇”就是蘑菇。蘑菇和木耳一样都是菌类嘛，应该可以通用的吧？加之有外地人长期在这里收购深山里的树蘑菇——羊肚子蘑菇、凤尾蘑菇、阿巍蘑菇之类（草蘑菇则沼泽里到处都是，一个个脸盆大小，成堆扎，多得连牛羊都知道挑好的吃），所以当地人还能明白汉话“蘑菇”为何物的。

“哦——”他们恍然大悟。

然后马上问道：“黑蘑菇是什么？”

我妈气馁。

看样子没法说清楚的话就什么也打听不到，而要说清楚的话必须得有一个样品。但是要想有样品的话，还得出去找；去找的话又找不到，必须得向人打听；向人打听的话，没有样品又打听不清楚。如果能事先找到一朵木耳作为样品的话——那就当然知道哪里有木耳了，又何必再去打听！

真麻烦，真复杂。看来当一件事情“暂无眉目”的时候，根本就与“永无眉目”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天，我妈吃过中午饭后，进入了峡谷北边山阴面的那片黑林子。

我站在帐篷门口一直目送她的身影远去，渐渐走得又细又小。却始终非常清晰，直到清晰地从草地的碧绿色消失进高处森林的蓝绿色中为止。像一枚针，尖锐地消失了，消失后仍然还那样尖锐。

那一天她回来得很晚，晚霞层层堆积在西方视野的中下方，她的身影在金色的草地上被拉到无限长时，又渐渐被西面大山覆扫过来的阴影湮没。她微笑着走到近处，头发乱糟糟的，向我伸过手来——粗糙的手心里小心地捏着一撮鲜红的、碗豆大小的野草莓。

另一只手持着一根小树枝。

我看到枝梢上凝结着指头大的一小团褐色的、嫩嫩软软的小东西。像是一种活的、能蠕动的小动物，像个混混沌沌、懵懂未开的小妖怪。那就是木耳。

至此，我们的采木耳生涯总算是发现了第一根小线头。从此源源不断地扯出来一些线索，沿着木耳的痕迹一路深入行进，渐渐地摸索进了这深山中最隐蔽的一些角落。

而之前的那些同样是在深山老林里的生活，回头再想来，不过是抱着一段浮木在这山野的汪洋中来回飘移而已。

我妈去拾木耳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带我去，任我拼命哀求也没用。她老嫌我拖她后腿，因为我一路上总是不停地和她说话，害她只顾着听，而忘了注意四周的情形。还有，我总和她寸步不离地走，在她已经找过的地方装模作样地继续找——肯定不会再有得找了嘛！

反正，她总觉得我跟她出去只为了玩而不是在干活，真冤枉啊……

我真渴望同她一起出去……每当我一整天一整天孤独地坐在帐篷里的缝纫机前等她回家，总是忍不住想起那些幽暗寂静的密林——里面深深地绿着，绿着……那样的绿，是瞳孔凝聚得细小精锐的绿。无论移动其中，还是静止下来，那绿的目光的焦距总是准确地投在我们身体上的精确一点——我们呼吸的正中心……那绿，绿得有着最最浓烈的生命一般，绿得有着液体才有的质地。

最绿的绿，是阴影的绿。阴影冰冷地沉在大地上，四处是深厚浓黏的苔藓，苔藓下是一层又一层的、铺积了千百万年的落叶。走在森林里，像是悬空走在森林里一般，每一步踩下去，脚心都清晰地感触着细腻而深邃的弹性。大地忽闪忽闪、动荡不已。于是走在森林里，又像是挣扎在森林里……我摔了一跤，我扶住旁边的树木，却又分明感觉到那树木向后挪动了一下，我扶空了，又跌了一跤。我趴在地上抬头往上看，蓝天破碎而细腻。这时看到的天空是清的、轻的。而森林，这森林中的每一片叶子都是沉重深暗的，每一片叶子都深不可测，似乎每一片叶子都能够陷进去另一片森林……还有松树的针叶，尖锐清晰地扎着，每一根针尖都抵在一处疼痛上面。整个森林的通彻安静就是它永无止境的敏感。

我们在林子里走，我一步也不敢和妈妈稍离。心里却总有些什么急不可耐似的，远远地越过我跑到前面去了，再回过头来催我，迫近地一声声喊我：“快点！快点！”……我却在一声声喊：“妈！妈妈！”我一步都不敢乱走，全身的自由只在我指尖上的一点——我伸出这指头，它所触到的东西一下子从远处逼到近处；我收回指头，那些事物又一下子退回到无比遥远的地方。我又大声地喊着“妈妈”。有时她回答的声音穿过千万重枝叶，中间经过好几场迷途，才终于找到我。有时候却是长久的风声，我听了又听，找了又找，喊了又喊，突然回过头，看到她正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看着我。

木耳和蛇一样——隐蔽、阴暗、有生命、有可能会伤人、本来与我们无关。而森林由无穷多的这样的事物组成，那么森林本身也是如此吧？森林之于我们，真是一种最为彻底的陌生呀！它满载成千上万年的事物，爆发一般猛烈地横陈在我们几十年的寿命面前……我们不但时间不够，我们连想象力也不够啊……我们的“有限”是一种多么没有希望的有限。然而，这又是多么公平的事情。即使是我们个人的不甘心，也因为有可能会从这些不甘心的尖锐之处迸发出奇迹，并且有可能因之洞悉些什么，而同样圆满地嵌入无边无际的平静和谐之中。

但此时木耳长在那里，只作为我们的食物以及能够使我们生活更好一些的财富长在那里。我们翻山涉水找到它，走近它，用小刀剜下它……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事情，只能满足我们那一点点的生活需求。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当我们手握小刀，小心翼翼穿行在深暗的森林深处，那些更多的，更令人惊奇狂喜的，都被我们的刀尖从其微妙处悄悄破开，水一样分作两边，潺潺滑过我们的感觉表层，我们眼睛里只剩下木耳……我们又看到前方绿意深处横卧着一棵巨大腐朽的倒木，有阳光虚弱地晃动在上面，那里可能会有木耳。我们向那里走去，却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什么轰然而来。我们没有回头。想回头时，又感觉到它已戛然而止。

我们吃木耳之前，会煮很长很长的时间，还会放很多大蒜——毕竟是野生的东西，谁敢保证它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尤其想到这深山里以前是没有木耳的，据说它们是在最近几年才突然诞生的事物。就是在那时，更多更嘈杂的人群开始呈规模地深入这大山。他们每人都有各自复杂遥远的经历，他们过于隐秘地带来了太多的新事物。木耳只是其中最微渺最意外的一种。

当菌种被秘密地从未可知的远方带到此地之前，它附着在那个四处流浪的身体某一角落，深陷在自己千万年的睡眠中，伴随那人梦游一般经历了千山万水。但是它的命运终于使它遇到了最合适的温度和湿度，还有暗度，它就醒了。接着它的另一场命运又使它从那个流浪者身上轻轻落下——那时，那人正走进森林。后来他走出森林，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

当木耳诞生的时候，它看上去似乎是与一切无关地诞生的。

作为这深山里千百万年来从不曾有过的新物种，我想木耳的到来有没有引起当地牧民的惊奇和防备呢？木耳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呀！黏黏糊糊地攀生在朽木上，介于液体与固体之间：软的，无枝叶的，无绿色的，无根的，汲取着的，生长着的，扩散着的，静的，暗示着的。

这些木耳中，有些和我们平时所见的人工培育的差不多，生着肥大丰盈的耳瓣；但还有的却如同一滩粘糊糊的浆糊似的，很像内地一种叫做“地膜”的、也可以食用的菌类。

木耳突然来到这里生长，没有经历更长时间的自然选择与适应，它会不会最终是失败的？再想一想吧，在它偶然的命运里，其实也流淌着必然的河流——那些带它来到这里的人们，终究是必然会前来的。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到了最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最终来到阿尔泰深山。于是木耳也在这强大的法则一般的洪潮中，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同时不可避免地到来的，还有环境变暖趋势，恰恰造就了最适合它们生长的气候环境。一切都在等待木耳。是的，木耳是“应该”的事物。假如前来的不是木耳而是其他什么不好的东西，同样也是“应该”的吧？

没有木耳的日子是没有声音的日子。我们寂静地做着各种各样简单的事情，愿望也简单。我们走过草地上细细长长的小路，走过独木桥，去往河对面的泉眼边取用干净的泉水回家淘米做饭。食物也简单。我们端着各自的碗，围着一碟粗糙地腌制出来的野菜，寂静地吃。偶尔说些寂静的话。那时没有木耳，我们细心地、耐心地、安心地打理着小杂货店，对每一个顾客微笑。我们隔天去森林里拾一次柴禾。我们只要柴禾，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了柴禾，拾够了我们就回家。我们走出森林，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看天，再回头看视野上方的森林——世界能给我们的就这么大。

可是有一天木耳来了。那天，那个汉族人穿着长统雨靴，腰上绑着一只编织袋。他是林场的伐木工人，天天都在山里跑，我们想，大概这山里没有他所不知的角落（没想到会有一天，我们会远远超过他，抛开他，去得更远更深……）。

他说现在山里有木耳了，说完小心地从腰上的编织袋里掏出一朵。

我们的心就立刻涣散了。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像一朵一朵的花，渐次开放，满胀在心里。喜悦之余，我们同他说出的话，像是伴着激烈的音乐说出的话。就那么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又在瞬间蒙蔽了些什么……）——暗暗地浸没在寻常生活中，并被这寻常生活渐渐泡涨的一粒种子，发芽了。

穿长统雨靴是为了过沼泽，编织袋挎在腰上而不背在背上或拎在手上，则是为了方便采摘。我胸前斜挎着大大的编织袋，扒开面前的千重枝叶，进入到另外一片千重枝叶之中。我的眼睛发现木耳，我的双手采拾木耳。编织袋在胸前悄然充实，慢慢沉重起来。绳子勒在脖子上，有些疼，但却是那样的踏实。更多的时候，穿过一片又一片森林，天色已晚，又饥又渴，但编织袋却空空的，轻飘飘的。曾经有过的拾到木耳的情景回想起来，像是在梦中一般。这世上真的有过木耳吗？

从我妈找回的第一朵木耳开始，我们源源不断得到的东西使原先牵扯住我们的那根绳子挣断了。生活中开始有了飞翔与畅游的内容，也有了无数次的坠落。

后来去的地方越来越远，我妈就再也不让我跟着去了。

她出去得一天比一天早，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

每当她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无论有没有收获到木耳，无论收获得多还是少，我都觉得她要比昨天——甚至要比早上出门时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像是又离我们远了一点……

至于她渐渐摸索到的采木耳的经验就更多了。比如她只在那些V形横截面的山谷里找，U形的山谷是肯定不会有的。而且，要在有水流动的山谷里。林子呢，不能是那种全是大树粗树的老林子，得有许多幼木参差生长的树林子里才有可能生长。

而更多的所谓经验就只是直觉而已了。她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四下一望，就能断定脚下起伏浩瀚的山野中的哪一点会暗生木耳。

我们把木耳摊开在帐篷门口晾晒，看着它们由水汪汪的一团，渐渐缩小，最后紧紧簇着，焉了，干了。并由褐色成为黑色。

来店时买东西的牧人看到了，都问这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嘛，好东西嘛，很好吃的东西！”

他们就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心里一定在想：汉人的花样真多……

牧人们的食物似乎永远都只是牛羊肉、奶制品、面粉、盐和茶叶。简单，足够满足需要，并且永远没有浪费。吃着这样的食物长大的孩子，健康，喜悦，害羞，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的食物也简单，面食、大米、清油和充足的干菜。又因为除了这些，实在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倒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没什么额外的想法。

但是木耳出现了。

牧人们永远比我们更熟悉深山。没过几天，当他们再来的时候，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东西给我们看：“是这个吗？你们要吗？”

我妈非常高兴，把他们好好地夸奖了一番，然后很大方地掏钱买了下来。令他们吃惊又感激。

我知道我妈想干什么了……但是，靠这个赚钱的话实在是……太不踏实了！要知道，这山里刚刚开始有木耳的呀，除了我们这些亲眼看到的人，说出去谁信呢，能卖给谁去呢？外面的人多聪明啊，我们不可能拿着木耳凭空告诉别人：“……真的不骗你，这真的是大山的特产，以前谁也不知道它是因为以前它从来不曾有过……”

尽管很明显的，这种总是牵连着树皮和干苔藓的木耳的确和平时吃的那种人工培植的大不一样。人工木耳煮出来是脆的，而这种野生的则绵软柔韧。人工木耳只需泡一小会儿工夫就发起来了，野生的却得泡一整夜。

而且，比起人工木耳，这种木耳更有一股子野生菌类才有的鲜味，炒菜的时候，不用放味精，也不用放肉，一点点盐和油就可以使它美味无比。

那时候，除了牧人之外，没有适当的理由或者没办边境通行证的话，很难被允许随意出入林区边境地带。于是知道这山里有木耳的，还只是很少的一些人：伐木工人、宝石矿工人、非法的淘金人、扒云母渣子的，他们采摘也只为给自己家里人尝尝鲜而已。

有一天，当晾干的木耳攒够了六公斤时（平均十一公斤湿的才能出一公斤干货），我妈把它们分成六个塑料袋子装了，又因为害怕挤碎，她又把这六只袋子小心放进两只大纸壳箱子里。仔细地用绳子捆好。

然后她一手拎一只箱子，去山脚下的土路边等车。大约半上午时，终于等到一辆伐木点拉木头的卡车。我站在路基下的沼泽中，一直目送卡车远去，直到消失在山路拐弯处。

下一趟山，来回得花百十块钱呢。那么木耳又能卖多少钱？问题是木耳能卖出去吗？离沙依横布拉克最近的聚居点是距此几十公里处的“桥头”。那一带只住着有限的几户林场职工和一些内地打工者的家属，他们需要木耳吗？

我和外婆随便弄了点东西吃了，一整天都在等她回家。那天，一个顾客也没有。我便不时离开帐篷，走到土路上，有好几次沿着路走了很远，希望能够迎面接上她。

后来我们都以为她当天不会回来了，虽然她不在的时候很害怕，但还是像平时一样放下帐篷帘子，早早熄了马灯铺床睡觉。

凌晨时分帐篷突然哗啦啦响了起来。我们吓坏了，以为是牛，又想到其他一些更坏的情形，外婆死活不让我起身去看。这时却听到妈妈叫我的声音。想不到她居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六公斤木耳全卖了出去，一公斤八十块（和人工木耳的价格一样），一共四百八十块钱。

刚开始时，的确和我想的一样，没人觉得这木耳有什么特别，也没人觉得有非买不可的必要。于是我妈很失望，甚至很难过——白花了搭车的路费钱和采木耳的精力。

于是她就坐在桥头边上的路口上等待回来的顺路车，等了一下午也没有一辆卡车路过。傍晚时分，突然跑来一个人到桥边找到她，一口气买下了四公斤。他是林场的一个职工，当我妈离开桥头后，大家都开始议论“一个女人刚刚来卖野木耳”的事，他听说后便立刻找了过来。大约那人知道木耳的事情并了解它的好处吧。幸好一直都没有车，我妈还没来得及走掉。

我妈帮他把木耳送到家，那人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买主，那个人又把剩下的两公斤也买下了。

我妈得意坏了，高兴得简直想步行几十公里山路回家。但当时已经很晚了，可能再也不会有车了。但她又不放心我和我外婆两个在山里，于是继续坐在那个大木头桥的桥边等着。一直等到夜深，才有一辆倒黑木头的无照车偷偷摸摸路过，把她带上山来。

于是那个夏天突然漫长起来，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弄了多少木耳。我每天早早地起来给她准备好食物，送她出门。然后在门口摊开昨天带回的木耳晾晒，并不时收购牧人陆陆续续送来的木耳。觉得天色差不多了，就做好晚饭等她回家。

那时我已经很熟悉这门生意了，用手一摸，就能判断出是几成干，然后估出皆大欢喜的收购价。

来卖木耳的大多是小孩子，每人出手的数量也不多，都是用手帕包住的一小团。原先这些孩子们天天都往我们家送鱼卖的，但是自从发现“喀拉蘑菇”这条财路后，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辛苦苦地钓鱼了。

卖木耳的牧人里，有个叫热西达的。虽然不像小孩子们那样来得勤，但每一次，都会送来一大包，远远超过其他前来卖木耳的牧人。估计他放羊的那片山头木耳一定很多。我妈就千方百计套问他们家毡房子扎在哪一块，但回答很让人失望，骑马的话，离这里还有四个钟头的路程……

我们都很喜欢热西达，他是一个诚实温和的人，而且总是很信任我们，无论我们付给多少钱都很满意。大概他也从来没指望过这种野生的——如同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能发什么财，只当是意外的收入而已吧。

虽然木耳这么能赚钱，但我们却说服不了更多的人干这个了。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里过来的阿勒马斯恰好骑马路过。他掉转马头，过来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就罗里啰唆解释了半天。他又问：“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又很努力地解释了一会儿。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让他下次多带点来，然后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这老头听了只是用鼻子哼了个“不”字，淡淡说：“这样的事情，还让孩子们去玩吧。”然后打马走了。

据说在更早的时候，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是：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的，是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来谋取额外利益。也就是说，要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门了，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买羊的话，出再多的钱也不会卖。

虽然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早就所剩无几了。但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是不是仍然不着痕迹地深埋在这个民族的心灵中？

有一则近些年发生的故事是：一个到夏牧场收购活羊的商人，看中了一家牧人的一头大尾羊，但报出的价格主人不满意，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双方都不松口，商人只好留宿一夜，隔天再启程。结果到了晚宴时，主人直接就把那只被争执了一整天的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攒够一定数量的木耳就下山一次。那时候几乎桥头的所有人都知道在沙依横布拉克有一个做生意的女人能弄到真正的野木耳。所以每到我妈下山的那一天，买木耳的人闻风而至。到后来简直是跟抢一样。抢不到的人就四处打听，不辞辛苦进山找到我家的店上门购买。后来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

那时候，除了我们以外，另外又有一些汉人也开始专门采木耳出售了。如伐木点的工人呀，云母矿上打工的呀，还有一些林场职工的家属们。

开始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往林子里到处瞅瞅，好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到秋天我们下山之前的最后半个月里，采木耳的人每天都能碰到一两个，挎着编织袋，穿着胶靴。至于他们采过的痕迹，更是伴随着编织袋的碎布片满了这附近的每一片林子。

编织袋也是进入大山的新事物之一吧。这种五彩斑斓的塑料袋子，实在太适用于采木耳了。轻巧易携、容量大，并不需要有多么结实。又很便宜的，用坏了就随手扔弃再重买一个就是了。

而这种一次性的东西哪里经得起原先的那种生活呢？那些羊毛捻线、煮染漂色后编织的褡裢，有精美对称的图案，像装饰品似的稳妥置放在家庭里，以很多年、很多年的时光，与毡房主人相耗持着，充满了记忆一般存在于生活的角落之中……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使用吧？

林区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我们不得不拆了帐篷下山了。这一年，我们再也没有跟着牧业继续南下，而是留在了几十公里外的桥头过冬。

第二年春末，叔叔和妹妹从内地来到了新疆。

到了如今，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民都不愿意种地了。特别是年轻人，谁不想出去呢？去到更丰富更热闹的世界里以寻求生活的另外可能性。种地又辛苦，又寂寞，春耕秋收，岁月无边。尤其当那么多的身边熟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村庄里空空荡荡，旧房子歪斜在老竹林里，老人去世，孩子离家，剩下的人在漆黑无边的夜里独自面对着满是雪花点的黑白旧电视，是不是渐渐地也萌生起离开的想法了？……

可是他们经过漫长繁华的历程，却来到了和家乡一样偏远孤僻的新疆大地。

我叔叔剃着光头，趿着破拖鞋，挑着担子——那是他们所有的行李：一头挑着一床红花绿叶、又瓷又硬的老棉花被，另一头挑着几公斤花生米和一大包碎饼干。我妹妹的塑料凉鞋比她的脚短两公分，衬衣袖子却比她的指尖长十公分。

他们都很高兴，终于来到新疆了，终于有好日子过了。但除了种地，除了干力气活，还会做些其他的什么事呢。于是一听说到木耳的事，便立刻踌躇满志起来。

这一年我们上山之前，花了很长时间为木耳的事做了各种各样的考虑和准备。既然人手多了，就可以两个人守店，三个人专门弄木耳。为此我妈还专门跑到附近的边防站将贴在那里的一张当地山形地图狠狠研究了好几次。

因为我家头一年卖木耳卖出了名，以至于这次上山前，好多人都到我家来打招呼，要我们下山后一定得至少留一公斤木耳给他。

还有的人专门从可可托海赶来订购。后来甚至富蕴县也有人专门跑来打问了。

就在我们上山的前几天，一辆漂亮而又结实的越野车也开进了桥头，四处打听要收木耳。他们是乌鲁木齐的人。

木耳的消息怎么就一下子传播得这么快呢？可能它真的是好东西吧。可是它的好处能有多少呢？那些人大量买下了木耳，他们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因此木耳除了好吃以外，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虽然那么多的木耳都是通过我们的双手进入人间世界的，但是我们多么不了解它呀！我们也许清楚它的来处——无论是再秘密的藏身之地也能被我们发现，却永远不能知晓它以后的漫长命运。不过这并不重要。

因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于是我们便婉拒了一些求购者。他们急了，于是抬高价钱。我们也顺势涨了上去，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后来根本就是在拍卖了，谁出的价高就给谁。

风源源不绝地吹，木耳神秘的菌种在空气中没日没夜地传播。在我们一家之外，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了。在沙依横布拉克夏牧场，我们家帐篷北面在河边开饭馆的那家回回也开始挂起招牌收购木耳，而且价格比我们喊得高。更让人生气的是，我们的价格每每一跟上去，他们立马就涨，搞得跟打仗似的。渐渐地我们斗不过他们了。于是再也没有小孩子揣着手帕包上门。不过这也没关系，除了收购，我们的大部分木耳还是出在自己手上的。因为毕竟这活干得早，比起那些跑到山里瞎碰运气，只知道一个林子挨一个林子到处乱跑乱撞的采木耳的人来说，我们对这片山野更熟悉一些，更有把握一些，每天的收获当然更多一些。至少比开一天商店赚的钱多。

而且像热西达这样的老朋友，每次来了，也只往我们家送，似乎有了感情似的。我们家到底在这一带呆的时间长了，没有人不认识“老裁缝”的。

我妈还有一招最绝，就是背着秤进林子，要是在林子碰到采木耳的牧羊人，当场就给截住称一称收购了。

采木耳的队伍里，最厉害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打工者的家属，天遥地远离开故乡，跟着男人背着孩子几番周折来到新疆。有时候也跟着男人们干些力气活，但更多的时候根本找不到活干，只好努力地照顾家人。

这些女人们疯了一样地能吃苦，她们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着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而且一进去就好几天不出来，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里一铺，裹着大衣躺倒，一晚上就捱过去了。

不像我们，早上去出，晚上回家，走也走不了多远，去到的也都是几天前去过的地方，采摘的也只是这两天新长出来的。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采木耳的人一多，它的生长就根本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

我妈决定不和他们争，她要去一个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有一天，热西达再来时，她和他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话。于是等下一次热西达再来时就多牵了一匹马。我妈和我叔叔带着两幅布料、几包方糖和几瓶罐头作为礼物跟着去了。这一次去了整整一个礼拜。

热西达家的毡房孤独地扎在后山一带的边境线上，那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迹罕至”。那里的林子更深密浓稠一些。我妈带去的几只编织袋全都满了。因为塞得太紧，还捂坏了很多。那一次是我们采木耳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

但没过多久，我妈新开拓出来的阵地又给攻下了——第二次他们俩再去时，发现那里也开始有人在活动了。野地里四处都有驻扎的痕迹。他们能去到的林子，能发现的倒木，全都留下了刀子剜过的印记。于是那一次，根本就是空手而返。

我妈真恨不得跑到蒙古国那边去找，看还有没有人跟她争这碗饭。

在等待我妈他们回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站在门口的草地上，遥望四面群山——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不曾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在他们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并因此对他们隐蔽了某种强大的力量。那会是什么力量呢？……我久久地张望。这时，远处有人群影影绰绰地过来了。我又看了好一会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走到近前，疲惫不堪，背上背的行李破旧庞大。他们在我这里买火柴，然后用塑料纸把火柴包好，小心地揣进贴身衣服的口袋。我目送他们远去，他们因深藏着一匣火柴，而在身影中窜动着火苗。他们去向的地方肯定不是我所知道的这山野里的某处——而是与山野无关的，仅仅只是有木耳的地方。

就在那一年，据说甘肃宁夏一带闹旱灾，很多内地农民涌入新疆讨生活。桥头也来了很多。那些遭过天灾的人和其他的打工者很不一样，他们远离人群，从不和我们有任何往来。甚至都不到我们深山聚居点的商业帐篷区买东西，不在我们的饭馆吃饭。他们随身背着铺盖铁锅，扛着面粉粮油，成群结队绕过沙依横布拉克的帐篷区，远远地走着。过很久之后，还会再远远地出现一次。还是随身背着铺盖，扛着塌下去一大半的面粉袋，成群结队往回走。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他们驻扎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如何维持生活。

那时候，只要是在山里讨生活的人，都在以采木耳为副业了。后来又有大量的人开始以之为主业。木耳明显地少了。于是除了采木耳以外，他们又开始挖党参，挖虫草，挖石榴石——只要是能卖到钱的东西都不顾一切地掠夺。弄得山脚下、森林边处处草翻泥涌，四处狼藉。当地牧民很不高兴，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来不伤害牧草，牛羊可以随便吃，但人却不允许乱拔的。于是，由于破坏草场植被而引起的纠纷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有人开始偷偷摸摸打野味下山卖了，还有人背了雷管进山找野海子（高山湖泊）炸鱼。狩猎是违法的，粗暴地使用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进行无止境的掠夺，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而哈萨克牧人虽然曾经也有过自己的猎人，但他们总是严格遵循野生动物繁殖规律进行着狩猎行为，他们敬畏万物。他们的古老的礼俗中有一条是：不能食用野生动物和鸟禽，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以及这些东西的交换物为食物，哪里像眼下这些人这般肆无忌惮？！也许正因为哈萨克牧人们与周遭环境平等共处，才能平平安安地在这里生存了千百年。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又能在其中维持多少年。

这原本天遥地远、远离世事的山野，突然全部敞开了似的，哑口无言。

但总会有什么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吧，凌驾在人的欲望之上……抬头看，天空仍是蓝汪汪的，似乎手指一触动便会有涟漪荡开。四野悄寂，风和河流的声音如此清晰。

更多的外地人和县城里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纷纷打听木耳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毫不犹豫地扛着行李投入山野。

当年秋天下山时，木耳已卖到两百块钱。刚入冬，就涨到两百五十块。

虽然价格涨了两三倍，但和去年相比，木耳的出售量猛地降了下来。到头来赚到的数字和我们年初预想的大不一样。这令我妈很不甘心，她想来想去，决定避开所有人，她要在冬天进山采摘。

冬天四处冰天雪地的，山脚积雪厚达十几米，道路完全阻断。况且那么冷，木耳早已停止了生长。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最后一批骚扰的人们走之后，在最寒冷的日子来临之前，可能还会长出一些。下大雪后，又被冻结在木头上，深埋在雪窝子里。

我妈很聪明，她不动声色，等所有人都从采木耳的狂热和遗憾中平复下来后，她才和我叔叔悄悄动身。临走时嘱咐我和我妹妹，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他俩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结果，直到他们两个回来为止，左邻右舍没有一个对他们的突然消失稍有好奇的，没有一个人问起。倒是我很有礼貌地询问了一下他们的家人的情况，则一律被告之：“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我妈他俩单独去的，回来却是和一大群人结伴而行。

那时他们已经出去十多天了。我看到我妈脸都冻烂了，手上全是冻疮，肿肿的，裂了血淋淋的口子。

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收获的木耳拿出来给我们看。很少很少，看得令人心酸。

当他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他们从高山上坐在雪上顺斜坡滑下，半途被冰雪下埋藏的一块石头狠狠颠了一下，一头栽在雪堆中拔不出来；当他们刨开倒木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找；当他们天黑后走很远的路都找不到一个干燥而避风的地方过夜……

那一年春节期间，木耳涨到三百块钱。几乎所有采木耳的人家，存货全都脱手得干干净净。哪怕是挑木耳时筛选出来的碎渣子，都卖到了一百块。

我们反反复复对上门来打听的人说：“真的没有了……真的不骗你……”，可没人相信，总觉得我们是在屯货抬价似的。

“三百五十块钱行不行呀……三百八行不行呀……就求您了，给您算四百整！！”

到了这时，木耳的用处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它的价值早就已高于四百块钱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比我们更灵活而又更繁杂缜密的心思。木耳被他们用来进行着秘密的交流，最终流传到一个与木耳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他们千里迢迢来买木耳，走进我家昏暗的房间，一声一声急切地诉说，失望地长久沉默。门外也有人在说木耳的事，他的神情在夜色里看起来神秘而别有用心。我们一打开门，他就停止了声音。但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走。整个桥头涌荡着不安的漩涡。

第三年，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第三年伴随着木耳的狂躁，爆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据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新类型的瘟疫，我知道它也是与木耳一样的最新入侵者之一……大批牛羊拉去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封山了，戒严了。

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了还是要想法子再上。

我妈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四处受气。到了最最后，她一咬牙，给某些人许诺，下山后一定给留几公斤木耳，又花额外的钱办了一堆证件，这才被特别允许过了桥。

但是进了山才知道，里面已是一片混乱，里面所有的人都急于下山。在那里，抢劫的消息不时传来。据说就是那些逃荒到这里的内地人干的，他们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而实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到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他们下不了山，木耳脱不了手，换不到钱，买不到食物，活不下去。于是就抢。

这一带驻扎的毡房大多是把羊群交给别人寄牧的家庭，羊群已经到了后山边境上一带，毡房子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守着家里的牛群，生产一些乳制品。

那一阵子弄得大家都恐慌异常，一下子觉得无所依附。这深山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从抵御，无处躲避……还是祖国好，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公安局……深山里的安宁其实是一种多么脆弱的安宁呀……

牲畜继续被残忍地处理。沙依横布拉克彻底与世隔绝了。

我们轻易不敢出门进林子。而每当走出帐篷站在门口远眺，看到四野仍然寂静浩荡，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并且将永远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似的。我们想到那呼啸的森林某处有木耳，它们因为再无人打扰而正肆意漫延着……可是我们只能这样站在帐篷门口，抬头往那边长久地看。

那一年生意简直没法做，失去牛羊的牧人很仔细地支配着拿到手的一点点很少的政府补贴。商店生意异常惨淡，什么也卖不出去。虽然也弄了一点点木耳，但下了山还不够用来给领导们“还愿”的。

第四年，我们周密地商量了一个冬天后，决定为木耳豁出去了——商店和裁缝店都留在桥头，由我和外婆守着；我妈、我叔和我妹都轻装上阵，每半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回一趟家。

我妈的主意最多，她没事就在那里想啊想啊：怎样才能进山时间更长，去到的地方更多，而且永远不会为给养发愁呢？最后她想到的好办法是，买一辆农用的、挂着小拖斗的小卡车进山。

她想得很美，开农用车进山的话，不仅可以带够一两个月的食品，也不用随身背木耳了，把车开到再也没法往里开的地方停下，然后一个人守着车，两个人到附近转，天黑之前回来。一个地方转遍了再把车开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去的地方又多，又快，又安全。

她又觉得这样子的话，车利用得还不够充分，于是给守车的人也找了个活干，就是养鸡。养它百十只，平时关在笼子里，放在车上。在一个地方停驻时，就把鸡放出去自己找吃的，晚上赶到车底下，四周用铁丝网一拦——就这样带着一车鸡在山野里流浪，每个人和每分钟时间都不会有闲的，而且还随时有鸡蛋和鸡肉吃。

但是农用车哪怕是二手的我们也买不起，于是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决定买个小毛驴算了。

这个主意倒是很令我欢喜，哪天不用采木耳了，我还可以骑着它浪迹天涯。

我妈说：“让它驮着锅灶被褥什么的，慢慢地在山里面走，走哪儿算哪。小毛驴很厉害的，多陡的山都能爬上去。”

我妹妹说：“为什么不干脆买匹马呢？马驮的东西更多，而且还跑得快。”

我妈说：“马吃得太多了！夏天还好说，冬天怎么办？草料那么贵的……”考虑得真周到。

我妈又说：“等有了钱就好了，想买啥就买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后来，想到人多胆壮，她又到富蕴县约了几个亲戚和老乡一起去。

还打电话到内地老家，联系了好几个生活比较困难的老乡。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愿意立刻出发来新疆。

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靠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在河边的废墟里。

桥头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

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的一排破土房子突然被打理一新，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饭馆子和小旅店。后来还来了一对漂亮的姐妹，在马路尽头开了理发店。再后来一家大的饭馆被老板改装成了一个简陋的“舞厅”，里面有柴油机带动的大音响，挂满了彩色灯泡。一到晚上，就有男人聚集在里面通宵达旦地喝酒、赌钱。

拾木耳挖虫草的队伍在去年下山前就分成了几大派，具体怎么分的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有仇恨。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不断，这传闻中的的确确发生的事情就有两三茬，受伤的人永远残废了。由于情况混乱，聚居的人又多又杂，少了一两个人根本看不出来，今年边防上也紧张起来，经常有当兵的来查身份证并办理暂住证。但是检查完后，往往要打听木耳的事，到处留下话要求秋天给边防站联系几公斤。

又听说西面某处林防所组织了大规模的森林警察。

转过一堵破房子，断墙那边隐约传来话语：“……怕什么，他们有枪，我们也有……”

河边的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而老早以前，我们这里寥寥无几的居民们能产生出来的垃圾主要只是煤灰和柴灰。在更早更早以前，我听说煤灰和柴灰也是有用的东西。那时，万物滴水不漏地循环运行着，那时候的世界一定是无懈可击的。

所有的，伴随着木耳到来的事物，在你终于感觉到它的到来时，它已经强大了，已经不可回避了。

云母矿上的男孩来找我，我们围着炉子烤火。他对我说了很多事情，说木耳，说冬虫夏草，还说狗头金（成块的天然黄金）和黑老虎（黑云母）矿脉。他那么年轻，他还说要和我结婚……他凑近了身子，炉火晃动。他十六岁。

他说：“一起去找木耳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谁也没去过的，肯定多得很……”

又说：“……等有了钱就好了，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雪渐渐化了，河流澎湃，又一个春天到来了。桥头通路的那几天，背了面粉、锅碗和铺盖行李的人们接连不断向北去了。彼此间有深隙巨壑似的，谁也不靠近谁，谁也不搭理谁。沉默而紧张。

来订购木耳的人出价据说出到了了五百块钱。

我们真有点害怕了，我对我妈说：“今年我们还去采吗？”

她也怕了，但她想了又想，说：“不去的话怎么办呢？你看我一天天老了，以后我们怎么生活……”

那么我们过去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在那些没有木耳的日子里，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的希望的日子里……

……那些过于简单的，那些不必执著的，那些平和喜悦的，那些出于一种类似于“侥幸”心理而获得深深的满足的……还有森林山野的美好的强烈之处！永远强烈于我们个人情感的强烈，我们曾在其中感激过、信任过的呀……几乎都要忘了！森林里除木耳之外的那些更多更广阔的……

但是，就在那一年——木耳产生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

像是几年前它突然出现在这里一样，又突然消失了——木耳没有了，像是从来都不曾有过一样地没有了……森林里曾经有过木耳的地方都梦一样空着，真的什么也找不到了……大风吹过山谷，森林发出巨大的轰鸣。天空的蓝是空空的蓝，大地的绿是什么都不曾理会过的绿。木耳没有了，从此森林里的每一棵倒木再也不必承受什么了，它们倒在森林里，又像是漂浮在森林里。

忘了那一年里别人都是什么样的反应。我天天坐在桥头深暗的商店里，偶尔出去转一圈，走进明亮的白昼中，沿着河边散步，走得很边很边。河边的垃圾仍然在一日日地蔓延着，越堆越高……我忘了那一年别的人是什么样子，大概是因为从此再没见过他们了。费了极大的努力而凝聚起来的生活突然间破裂了，依赖这生活的人也四散而去了。但生活还在继续。桥头纵然已成废墟，但仍然还在自己的惯性中有所坚持着……桥头还是离世界那么远，我还是一个人也没看见。只看到他们日渐浓重的生活痕迹遍布四周。在我心里，有种种的，如同木耳的萌发一般微妙神奇的想法……那么我就开始幸福了吗？那么我开始有所洞悉了吗？当发生在远方的每一件不可思议的消息传到我深暗的屋子里时，就会成为自己曾经在某处亲身经历过的情景似的。我表面上一点也不吃惊，但其实心里因为还是什么也不能明白而悲伤不已。

这些就不去说它了。说木耳吧——木耳再也没有了……其实，我们对木耳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啊！

是的，木耳没有了，我们加以它的沉重的愿望也没有了（暂时没有了吗？），我们的店又轻飘飘地搬到了山上。对来店里买东西的牧人们，我们还是报以微笑。然后又想到木耳没有了（暂时没有了吗？）……生活在继续，看起来只能这样了。但却是永远不一样了。更多事物分秒不停地到来，并且正在加速。最巨大的变化就是种种巨大的变化都开始无影无形，几乎无从感知。木耳没有了，但“喀拉蘑菇”这个新生的词汇将继续流传，直到与其他所有的理所当然的古老词汇没什么不同。木耳没有了，总有一天，它的这场“没有”也会让人觉得其实并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一天我一个人走进森林，看到浓暗中闪烁着异样的清晰。我走了很远，看到前面有人。那是我妈，她还在找。我远远地一眼就看到她手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朵木耳，那是整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朵，静静地生长着，倾听着。但是她没有发现。她在那一处反反复复地找，还是没有发现。后来我又看到她脚下的苔藓上有蛇，也如同木耳一样静静地伏着。我不敢叫出声来，只好站在那里，很久很久之后，她才出于失望而渐渐离去了。